黄道婆纺院

中国棉花的三个贡献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妇孺皆知。她千里送寒衣给丈夫万喜良，可等她赶到丈夫那里时，却得知丈夫已经死了。这个悲情故事完全合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逻辑。这里且不论孟姜女是否哭倒了长城，想说的是，这位传统的中国女性当年送的是什么寒衣。　　　　寒衣即御寒之衣。据专家考证，古人最长见的寒衣是裘，但只有贵族才穿得起；其次是袍、茧。袍与茧的区别在于絮在衣服里子与面子之间的东西不同，絮新丝绵的叫茧，絮乱麻和旧丝绵的叫袍。《诗经??秦风?无衣》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句。可见，袍是战士所服。茧相对高级一些。也就是说，孟姜女当年赶制的寒衣是袍。这种御寒之物效果如果不得而知，但基本可以肯定，比不上今天的棉大衣。　　　　孟姜女为什么不制作棉大衣，而要给寒冷的北方服劳役的丈夫制一件袍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那时候，还没有棉衣。不仅秦时没有棉，汉以前都没有。只是到了唐，棉花种植才引进中国。　　　　孟姜女之后差不多过了1500多年后，棉花才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种植。此事要归功于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　　　　中国棉花的贡献有多大？以下三个方面是最为突出的：　　　　首先，它解决了中国人的穿衣问题。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衣是最基本的需求之一，甚至排在了食的前面。“衣、食、住、行”，先有衣服穿，这才叫人的生活。肚子饿一点还能硬撑着，没有衣服穿，怎么参加公共活动？　　　　讲“仁爱”的孟子曾有这样的主张：“五宙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但在后人看来，百亩之田，五亩之宅，不过是孟子所理想的经济制度，是农业社会的乌托邦，实际上并没有实行过。尤其是上古之时，老百姓根本穿不上锦衣帛衣，只能穿麻、毛编织品，最早见的是褐——用麻或毛捻成线编织的粗衣，不但重，而且毛糙，也不暖。有的甚至连褐也穿不上，《诗经》就有“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感叹。　　　　专家们对麻被棉取代的过程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大致开始于北宋。但直到元朝，棉花种植的面积都较为有限。《世界文明史》中写道：中国的“植棉开始于13世纪，在明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草棉和亚洲棉在唐朝以前就由印度传入中国，但直到宋朝才开始进入中原地带种植。　　　　明朝为什么要老百姓大肆植棉呢？　　　　美国学者尤金?N?安德森指出，明朝在时间上相当于小冰河时代的最恶劣时期，冬季寒冷无比，夏日则要么天旱无雨，要么大雨骤至。气候并不是棉花生产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所采取的以农立国的新举措。他毕竟是从社会最低层成长起来的草根皇帝，懂得安养生息，不仅实行了屯田制度，军粮自给，还兴修水利，并在全国推广桑、麻、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朱元璋的“圣谕”中说，朝廷要“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木，使游惰皆尽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朝廷规定，有田5至10亩的农户，必须植棉半亩。明朝提倡植棉的背景是多重的。允许部分税收改用棉花交纳的举措表明，朝廷赋予棉花与丝绸并驾齐驱的地位。　　　　棉花的种植较麻有不少优点，比如，棉田收获的棉花纤维数量要明显高于麻田所提供的纤维量，棉花的种植条件较麻更少限制，麻长成后要经过沤麻这道工序，泡制麻杆必须在炎热的气候中进行，而且还必须有活水。棉花长成后，只需采摘下来就可以了。传统的方法是手工劳动，而现在机械采摘已获得成功。2005年，在新疆石河子垦区，100台进口采棉机首次对近28万亩棉花进行采摘，采净率达90%以上，被称为“植棉史上的一次革命”。纺麻则是以纺车来完成的，甚至有时要装上叶轮并以水力传动。弹棉花纤维时使用的器械相反却要简单得多，一般仅由一人操纵。　　　　八十年代以后，我国沿海城市建立起发达的棉纺加工业，我国棉花主销区位于沿海及中心城市，如京、津、沪、广东等地。近几年，国家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实施“东锭西移”战略，棉花的消费区逐渐向主产区转移。　　　　明时，上海至太仓是一个大的产棉区，也是一个商品棉集散地。据《农政全书》记载，“海上官民军灶垦田几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而在诗人眼里，“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棉花）富户积如山……昔年河北载花去，今也载花遍齐豫。北花高捆渡江南，南人种植知何利。”到万历时，棉花大面积种植在山东河南地区已渐趋普及，而北花已向南方倾销。棉花种植遍及南北，棉布成为国人的主要衣料。明朝还有一个特殊规定，即商贾之家不得穿绸纱。棉布生产进一步发展，呈现出取代价昂的丝织品和产量少的麻制品的趋势。“标布”、“木棉布”这些名牌布畅销国内外。普通百姓买不到上等棉布，自家纺织也能解决穿衣问题。在鸦片战争前夕，棉布的总产量已增至3．15亿匹布，也就是说，每个居民占约3/4匹布。大部分农民都保存其皮棉以用于缝制粗布衣。　　　　棉布的优点是众所周知的。既便是今天，纯棉制品依然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尤其是内衣和儿童服装，棉织品大大优于化纤织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棉花的需求发产了很大的变化。这与国民衣着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1978年全国棉花产量只有216万吨，经过国家的政策扶植，现在的生产量已达600万吨左右。但这还不能满足需要。除了自产，还需要进口。　　　　第二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男耕女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想图。但在棉花大规模生产以前，妇女们织的并不是棉布，而是绢，也就是缫丝织绢。古乐府诗中有“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馀”的诗句。汉制四丈为匹。据推算，一个劳动妇女，一天工作，大致可以织绸四五丈之多。“孔雀东南飞”一诗中有“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之句。这里的织素，也指的是织绢。　　　　妇女织绢的历史时间很长，既便到了明代，丝纺织业依然很发达。丝纺织的工具较为复杂，而棉纺织则简单得多。棉纺织业的发达，使更多的女性成为有业者。从广义上说，是为妇女开辟了新的就业门路。　　　　晚清着名学者莫友之在其《甲辰家规》中认为，“《诗》曰：‘为絺为绤，服之无（译字去言加反文）’，即周之所以王；‘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即周之所以衰。”这位传统的士人坚持认为：“妇人职主中馈，而各衣其夫，未有在室不习而遂能者，锦绣纂组徒害女红，反其所当务，则将来教训之不率，家政之放失，即莫不由之。”也就是说，善纺织是旧时女性素质的一个标志，如同现在的学历证书。莫友之还说，“吾家世传织作，先妣唐太孺人，既老而失明，犹纺绩不缀；李太孺人，且以雇绣资市棉花纺织，衣诸子；诸嫂皆精斯业，已适人诸姊妹亦然，且并习馈事，是不可坠也。”由此可见，棉花纺织在彼时早已深入民间，成为广大妇女的通用职业。　　　　早在元朝，松江府乌泥泾（今属上海）人黄道婆就将她在崖州（今海南岛）学到的纺织技术进行改革，制成一套扦、弹、纺、织工具（如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纺车等），提高了纺纱效率。在织造方面，她用错纱、配色、综线、花工艺技术，织制出有名的乌泥泾被，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技术和棉纺织业的发展。　　　　到了明朝中后期，松江已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远近流通”、“衣被天下”，巨贾斥数十万两白银来市者，“牙行对垒相争”，并非个别现象，据推算，每年成交额少说也有数百万两，但仍然是“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松江的纺纱者，“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日复抱纱以出”。　　　　清光绪年间刊印的《太平欢乐图》中有一幅收纱之图，状摹了江南一带因盛产棉花，每家每户都将收获的棉花纺成纱线，于是便有一些人沿门挨户地去收纱的情景。这些纱，基本出自家庭妇女之手。它们也是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的产物。　　　　纺织不仅在中国是女性的职业，在国外也是一样。英国一名工厂视察员1864年4月30日的一份报告说：“因棉荒而失业的不幸的妇女们，成了社会的遗弃者，而且现在仍然如此……年轻妓女的数目比过去25年增多了。” 　　　　学者黄仁宇指出，在明朝，制造棉布是一种家庭工业，妇女纺纱可以补助家庭的收入，在贫困佃农的户内尤为不可少。据有的学者推算，加工棉花的劳动可能会确保五分之二的家庭获得额外收入。　　　　第三，扩大了中国的对外贸易。　　　　朱元璋肯定没有想到，他所倡导的植棉运动，到了数百年后，竟然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一个问题。　　　　试举一例：2005年9月份，美国全国纺织组织协会和美国制造业贸易行动联盟等四家机构联合向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提出对我国9类纺织品服装进口继续采取保护性措施的申述。根据该申述，2005年1—7月，我国对美国出口的纺织品服装大量激增。在该申述提出继续实施保护性措施的7类服装商品中，进口数量总计达到8.50亿件，平均增幅达627%。其中，进口增长最快的是棉质衬衫（338类和339类）和棉质裤子（347类和348类），增幅分别达到1287%和14227%，为2.27亿件和2.05亿条。　　　　经过明朝的大发展，棉布被国人普通接受，到了清朝，棉花的生产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引进新品种。清同治四年（1865年），陆地棉种（又名洋棉或美棉），由英商从美国引入上海试种。棉花有不少种类，但广泛被应用于商业上的只有四种，分别是草棉、亚洲棉、海岛棉和陆地棉。现在我国种植的三大棉种是：“陆地棉”、“海岛棉”和“亚洲棉”。　　　　棉花虽是“舶来品”，但经过勤劳的中国人民之手，棉花产品（“印花棉布”）却很早就从中国走向世界。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数十年间，与棉花有关的交易始终占有对外巨额贸易1/2的份额，这与丝绸和茶叶相比较，则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当时，英国商人不仅从中国购买紫花布（印花棉布），还从印度向中国运来原棉、布匹和鸭片。美国学者尤金.N.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中写道：19世纪的统计数字确实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中华帝国出口原棉，进口制成品、棉纱和棉织品。　　　　当然，由于进口外国的棉布和棉纱，民族手工纺织业必然受到一定的影响。　　　　据学者考证，19世纪70年代以后，进口棉纱的价格逐渐下降，1872～1890年间，最低时，曾下跌三分之一以上。这就使得洋纱的价格远远低于土纱。　　　　1882年，琼州附近的文昌，由于廉价的印度棉纱的大量进口，使得本地的手工纺织业破产了。“文昌女工既失其纺纱职业便转入织布”了。据1893年《益闻录》记载：江苏睢宁县，也由于“洋纱盛行，村人均有抱布之乐，户户织棉，轧轧机声”。　　　　这又带来另一种效应：棉花价格的提高刺激了棉花种植面积的逐渐扩大。如上海、南汇两县以及浦东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如皋、通州、海门三县，“三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不仅原来的产棉区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了就是许多原来不种棉花的地区，也开始大规模种植棉花了。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棉花生产走过了一段弯路。随着对棉花需求的增加（从消费情况看，我国人均纤维消费量，1980年仅为4.1公斤，2005年则达到了14公斤，其中“十五”期间增加量超过此前增加量的一半）以及国际纺织品贸易政策的调整，中国的棉花生产，特别是棉纺织品的出口，又呈现出新的生机。 2022-05-10 13:49:16

纺织服装订单转向东南亚背后：国内一件T恤的制造成本约为东南亚数倍　　3月份越南外贸出口341亿美元，同比增长14.8%；一季度出口886亿美元，同比增长12.9%。越南外贸数据迅猛增加引发众多关注。不过，虽然出口数据较大，但一季度越南贸易顺差仅有14.6亿美元，经济附加值并不高。其中，一季度越南从中国进口货物276亿美元，截至一季度末，越南对华贸易逆差140亿美元，越南很多零部件、原材料还是从中国进口，在越南加工后再出口到欧美等地。　　　　证券时报记者调查发现，我国订单外移多集中在纺织服装、家居建材、消费电子等行业，而纺织服装、家居建材行业的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早而有之，去年东南亚爆发的疫情只是暂缓了这一进程，如今更像是进程重启。而且，很多订单虽然转移到了东南亚，但仍是中企在承接。据越南官方统计，三分之一的外商投资家居企业是从中国迁来的。　　　　中信建投证券分析师韩军认为，中国产业某些特定环节的“外溢”是必然，中国与越南产业链更多是互补关系。随着越南等东盟国家参与深化国际分工，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未来有望促进亚洲整体出口贸易。　　　　越南制造业竞争力恢复　　　　“越南基本恢复正常了，但居民日常还是会戴口罩。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生产和经营确实比较艰难。随着疫苗接种比例的提高，现在越南各地区的居民日常生活和企业的生产已经基本恢复正常。”赵骞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赵骞是越南中国商会胡志明市分会会长。他早在1995年即到越南从事贸易生意，目前是JAC越南汽车股份公司负责人。越南中国商会胡志明市分会成立于2001年12月10日，目前有效会员近400家，会员企业涵盖各行各业。其中，TCL、美的和格力三家知名中国电器品牌均为该会副会长单位。可以说，赵骞见证了中资企业在胡志明市的发展壮大。　　　　据赵骞介绍，中资企业到越南南部投资基本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0年到2006年左右，主要是鞋子和衣服等纺织类劳动密集型企业；第二阶段是2005年到2018年左右，集中在木器及家居企业；第三阶段是从2018年开始，主要是与苹果和三星等相关的消费电子企业。最近几年，中资企业在越南的投资及生产规模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虽然已经两年时间没有回国，但赵骞对国内热议的订单转移也有关注。“这种现象存在，也是正常的企业行为。因为企业手里的出口订单需要按时交货，而两个国家的疫情管理并不同步。去年越南疫情严重的时候，国内疫情控制比较好。如果一家企业集团两国都有工厂，就会让中国国内工厂多生产一点。今年越南逐渐恢复正常，工厂能够正常生产，那就让越南工厂多生产一些。”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的研究报告也证实了这个观点。报告认为，以服装和鞋帽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替代效应更容易发生，中越两国在对美国的服装和鞋帽出口上存在较强替代关系。他以服装、鞋靴和帽类商品为代表，测算美国从越南和中国进口相关商品的份额，发现两国在对应商品的出口上存在显着的替代关系。　　　　2021年二季度，在越南国内受到德尔塔变种病毒冲击的背景下，美国从越南进口的份额逐步回落，并转而增加来自中国的相关商品进口。2021年四季度至2022年一季度，随着越南产能逐步修复，美国从越南进口的服装、鞋靴和帽类商品份额重回上行通道，其中鞋靴和家居/灯具/寝具的份额涨幅超过8%。同期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相关商品份额则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服装、鞋靴、帽类对应的份额降幅都在7%或以上。　　　　纺织服装：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　　　　证券时报记者调查发现，很多订单虽然转移到了东南亚，但仍是中企在承接。比如在消费电子领域，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在全球消费电子产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经历了从生产低附加值零件、为国外终端品牌代工到切入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国内终端品牌跻身世界前列的转变，部分消费电子龙头公司已经形成了东南亚制造+亚欧美研发、销售的全球化布局。　　　　“早前确实有部分国内订单转移去东南亚，一个原因是当地疫情缓解，有了接单能力；另一个原因是前段我国棉花、纱线涨价，与海外差价拉大，一些下游客户为了降低成本把订单转移过去了。”珠三角一位服装厂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不过随着近期外棉价格大涨，国内棉纺走弱，内外棉纱价差缩窄甚至倒挂，订单外流压力或会得到改善。　　　　但他也表示，纺织服装的订单转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是大势所趋，“国内一件T恤的制造成本大约是东南亚的数倍，随着外围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全球纺织服装制造将继续加速转移到东南亚等地。” 　　　　刘小姐所在的公司是一家服装外贸公司，主要从国内购进原材料，同时交由工厂进行代工，最近几年主要是发给越南或缅甸等东南亚的代工厂。据她介绍，全球暴发疫情以来，越南工厂订单大幅增加，代工价也随之大幅上涨，不同的产品工价涨幅不一，这两年代工价约上涨10%~30%。去年因为东南亚疫情严重，有部分订单回流国内，但当地疫情缓解后，订单又马上回到了东南亚，究其原因主要是东南亚的成本优势。　　　　2021年疫情下全球供应链危机，曾给中国纺织业带来了大量的回流订单。据海关总署统计，2021年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3154.7亿美元，同比增长8.4%，创历史新高，但行业的营业利润率不到5%，成本优势不再之后，国内纺织服装企业通过技术、设计、创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才有发展空间。　　　　不过，即使订单向海外转移，很多还是中资企业在承接，国内大量纺织服装企业早已布局东南亚。天虹纺织是中国最大的棉纺织品制造商之一，于2006年开始布局海外生产基地，主要在越南地区购买土地扩建产能。除此之外，公司也在乌拉圭、土耳其等地建有工厂。公司自2014年起开始建设越南海河工业园区，打造涵盖原料、纺纱、制造、染整、制衣及品牌的全产业链，截至目前，天虹子公司天虹银河、天虹染整、天虹科技、兰雁牛仔服装等均已完成工业园入驻。　　　　百隆东方是我国色纺纱双寡头之一，自2013年起开始在越南建设生产项目，目前越南地区已形成100万锭纱的总产能，占百隆总产能的60%。2021年7月，公司又在越南新建39万锭纱线项目，预计产能将在2022年~2023年逐步释放。在营收方面，越南也已经占到百隆东方总营收的六成左右。　　　　在越南逐步解封后，国内纺织龙头也继续发力当地市场。3月30日，鲁泰纺织披露，全资子公司万象纺织在越南西宁省规划总投资约2.10亿美元，用于梭织和针织等面料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鲁泰纺织表示，此次投资意在高效整合国内外资源，有效规避潜在贸易壁垒的影响等。　　　　家居行业：国内巨头早已在东南亚布局　　　　同样的订单转移情形，也发生在家居行业。2019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几乎所有家居类别征收高达25%的关税，在此背景下，整个中国外贸家居产业开始向外国转移。2020年，越南迅速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家居供应国。2021年尽管越南受疫情影响严重，经历了长达数个月的封城，但木制品及家居出口价值仍高达145亿美元，同比增长17.2%。　　　　但是在部分越南家居从业人员眼中，当下产销两旺的场景，却也只是“看上去很美”。　　　　李先生在越南从事木材贸易，在中国也有多个贸易公司。作为家居行业的上游材料供应商，他向很多大中型家居厂供货。据他观察，虽然目前越南家居行业订单多，但是大多并不赚钱，“我现在都不敢发货了，收不到货款，整个5月现在下的单都很少。” 　　　　他表示，由于现在海运费用太高，越南出口家居生意很难做。“一个货柜大概是3万美元的货值，以前运费是2000美元~3000美元，但现在，运费涨到了1万多美元，哪还有多少利润？所以也没钱付给我们上游。”据悉，由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拥堵和集装箱短缺，致使运费一路飙升。此外，在疫情与俄乌冲突影响下，部分国家消费水平下降，影响了对于家居的需求。　　　　最近几年，国内家居成品企业如顾家家居、敏华控股、永艺股份、美克家居、恒林椅业等都在东南亚开设工厂，一些家居配件老板也做起了东南亚生意。据越南官方统计，三分之一的外商投资家居企业是从中国迁来的。　　　　何先生所在的公司，2018年下半年从广东迁往越南和平省。他表示，东南亚的家居出口相比国内，有人工便宜、材料丰富、关税较低等优势，2021年底以来，越南家居工厂已恢复满负荷产能。但尽管越南的家居产业已经颇具规模，许多关键部件仍然依赖从中国进口。“国内家居行业的订单即使是转移到了东南亚，但大多还是中国老板接的单，大的家居企业都是两条腿走路，去年越南疫情严重，那就中国工厂多做一些；今年越南工厂满负荷生产，中国工厂就更多转向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的工作。” 　　　　国内家居巨头顾家家居在墨西哥拥有两间工厂，越南拥有两间工厂，以满足北美地区火爆的市场需求。2021年年报显示，公司境内收入107.1亿元，同比增长40.1%；境外收入69.2亿元，同比增长48.7%。　　　　订单之争背后：两国产业互补关系　　　　越来越多中资企业把产能转移到越南，是否意味着越南制造的竞争力开始超越中国？　　　　赵骞认为，相对中国制造，现阶段越南制造有两大优势：一是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低，二是越南与各主要经济体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FTA）带来的市场准入便利及关税优势。　　　　他以胡志明市附近的平阳省工业园区50年期的土地为例：5年前的价格大概是60美元/平方米，目前价格大概在200美元/平方米；普通工厂员工的月工资从大概1500元人民币/月，到现在大概3000元人民币/月。总体来看，土地和劳动力价格虽然上升比较快，但对比国内，特别是广东省，优势还比较明显。　　　　越南制造另外一个优势是越南与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自贸协定带来的产品准入及关税优势。其中，2020年生效的《欧盟-越南自贸协定》（EVFTA）将在十年内削减99%的双边关税。此外，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越南出口美国市场也有很大的准入及关税优势。这两个国家和地区也是中国企业主要出口方向，这也是越来越多中资企业选择到越南建厂的原因。　　　　但赵骞认为，越南的制造业更多仍然停留在产品代工阶段，或者组装出口阶段。目前，中资企业几乎没有在越南设立产品研发机构，其他国家的外资企业也差不多都是这样。越南本土制造业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也有限。他以即将赴美上市的越南本土某汽车品牌为例。该品牌没有任何汽车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制造能力，造车三大件（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均为对外采购。同时越南整个国家工业体系不算完整，很多基础原材料需要进口，这也会限制越南制造业的提升和发展。　　　　韩军也认为，中越两国制造业之间更多是互补关系。韩军认为，远东至美国集装箱海运量过去十年间（2011~2021年）复合增速为4.90%。其中，越南对美集运量仅次于中国，位居第二，占比超过11%。2019年越南至美国集运量增速高达33.1%，其他东盟国家均实现较高增速，也源于中美贸易战下中国的转口贸易。假设2019年中越贸易差额的增加值均为中国至越南的转口贸易所致，同时假设转口贸易最终流向为美国，则2019年越南至美国出口总额中约20%为中国转口贸易，剔除中国转口贸易部分，2019年越南至美国出口总额与2018年持平。其他东盟国家与越南的转口贸易情况类似。　　　　美国作为越南产品最大的买家，占越南出口总额约29%。而越南进口总额约33%来自中国内地，进口货物主要是纺织材料和零部件，56%的纺织、皮革材料等、48%的机械设备、42%的电话、手机及零件均进口自中国。经过加工后，约63%木材及制品、46%的纺织服装、42%的机械设备等出口至美国。　　韩军认为，中国产业某些特定环节的“外溢”是必然。此外，中国已经加入RCEP，并不太担心所谓制造业转移问题。越南等东盟国家加入国际分工，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未来促进亚洲整体出口贸易。　　赵骞同样对中国制造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认为，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有三个，一是产业链非常完整，二是国内14亿人的统一大市场带来的成本优势，三是工业4.0应用带来生产效率提高。越南制造在某些行业或者某些产品取代中国制造会是趋势，中国也要竞争及淘汰一些缺乏竞争力的行业，但就整体而言，越南制造不会取代中国制造。他也很希望越南能够继续鼓励外资企业投资，提高工艺水平，共同促进社会进步。 2022-05-10 16:16:34